大禹、商汤、刘彻的“罪己诏”，正是老子“受国之诟，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的证明。把“万方之罪”引到自己身上，把本是形象光辉的自己说成窝囊废，承认完全可以不必承认的错误，认定国家的灾难全由自己制造和百姓无关，只有这样才能为社稷主、天下王。
为什么统治者“罪己”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呢？诀窍就是，让自己成为水。第一，水包容万物，所以“百姓有罪，罪在朕躬”；第二，水虽然变化形态，却从不变化本质，统治者的本质就是不推卸责任，“自己有罪，不关百姓”；第三，让自己符合水德：处于卑地，承认不必要承认的错误，在百姓那里形成鲜明对比——高高在上、永远正确的天下主居然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会犯错，而且居然会承认错误！
那么，以水德为主的罪己诏，是不是用了就其效如神呢？当然不是。明代崇祯皇帝在位十六年，共下过六次“罪己诏”。只有第一次（1635）的“罪己诏”有效果，军民同心扑灭了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后来的“罪己诏”是一次不如一次，如同儿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