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诺拉的研究(尽管违背了他本人的目 18标)可以被囊括到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cois Hartog)所说的“现时论”(presentism)之中，即当下对过去的怀有敌意的接管，这是阿赫托戈用来表达我们目前“历史性体制”的术语。类似的批评也出现在人类学领域。批评主要针对人类学领域中最受诺拉著作启发的记忆研究，其症结在于如何整合记忆、原有人种学研究、认同以及文化本身。记忆成为了文化的代名词。文化人类学中的时间研究尽管受到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远远不及受到集体记忆研究的影响大。
那么,如果不是对集体记忆的兴趣激发了历史学者对时间的关注，又是什么呢?在英语世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版于1983年的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一个引述的段落中，安德森引用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论述，“代替中世纪共时性概念的是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后者的共时性横跨时间，以时间一致性而非预测和实现为标志，并以时钟和日历作为衡量工具”。安德森在这一页的脚注中概括了这一概念的意义：“这种新的观点根基如此深厚，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每一个关键的现代概念都是建立在一种‘共时’概念的基础之上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