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比较研究,刘先生发现,西方史学有普世史的传统,中国史学有通史的传统。他指出:“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通史的基本精神,就是时间上的连续性。再进一步,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通古今之变”。所谓“通古今之变”,一方面是说“古今有变而又相通”,表现出古今历时性纵向之通;另一方面,“纵向的历时性的发展与横向的共时性的变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古今纵向历时性之变,正是这些内外横向共时性之变的结果;而一切时代的横向的共时性的结构,又正是纵向的历时性发展的产物”。[354]根据这个尺度,可以断定,董仲舒在他的《春秋》学中对断与续、复与往、横与纵、变与常之关系的辩证思考,恰恰体现了这样的通史精神。
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董仲舒《春秋》学所阐发的这种通史精神,究竟有怎样的历史意义(significance)呢?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的意思是说,“只有对当下生活的兴趣才会促使人们去探索过去的事实”[355]。当代性乃所有历史的内在特质[356]。所谓当代性(contemporaneity),即对当下生活的兴趣、思考、经验和理解。编年所缺的,恰恰是这种当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奇才说:“历史是活的编年,编年是死的历史。”不过,克罗奇仍相信,死的历史(即编年)也会复活,过去的历史(此处指编年)也会成为当下的历史,如今对于我们已成为编年的许多缄默的文件也会开口说话,但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精神,只有精神才是历史,才是使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个阶段都成为历史的那个东西[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