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从来也没有停止对生产和创造的追求，因为生产性是力量、自由和幸福的源泉。然而，在他感到要依赖于超越他的力量的情况下，他的生产性本身、他对其意志的维护本身都使他产生罪恶感。巴比伦人因试图通过联合起来的人类的努力，来修建通天塔而受到惩罚。普罗米修斯因盗给人以神秘的火种——象征化的生产性——而被困锁于岩石之上。对人的力量和能力的自豪被路德和加尔文作为有罪的自豪而摈弃了，也被政治独裁者们作为罪恶的个人主义而摈弃了。人试图通过牺牲并靠给神祭以最佳的谷物和牲畜来使诸神因人的生产之罪而激起的忿怒得以平息。割礼是这种平息安抚的另一种努力；作为男性创造性象征的男性生殖器的一部分，被迫为上帝作出牺牲，以便人保留利用它的权利。人除了通过认错在牺牲中赞颂神——如果说这仅仅是象征性的话——之外，还通过罪恶感来控制他自己的力量，这种罪恶感根植于这样一种权力主义的信念：他自己的意志和创造力量的践行是对权力者成为唯一的创造者，而统治对象的义务则是成为他的“东西”这一天赋特权的反抗。这种罪恶感不断地软化着人，削弱着人的力量，增长着他的屈从性，以便赎买他试图成为他“自己的创造者和建造者”这一企图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