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修养上的宽容与做事情的严格并不矛盾。做事应该严格，待人应该宽容，律己应该严格而待人应该宽容，这大致是不错的。至于具体事宜，何者宜宽，何者宜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对于挑拨是非、两面三刀、落井下石、陷人于罪、背信弃义的宵小，对于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兴风作浪、不知悔改的恶人，一般不宜讲什么宽容。对于一般人可能有的弱点，如好出风头、抬高自己、维护私利乃至趣味与境界不高等，则不妨宽容一点。毛主席不是也讲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吗？为人处世是一门大学问，这里仅仅谈一个宽容或者不得宽容，都太不够用了。不要幻想用一两个词就可以一抓就灵。
一个纯粹的个人，特别是一个情绪色彩比较浓厚的文人，他强调自己为人处世方面疾恶如仇、绝不宽容一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个性选择。一个领导者、有影响的大人物，在强调稳定与建设的今天，就不宜讲得太峻急，正如不宜讲得太宽大无边。愈是正常情势下，愈是要多讲一点宽容，而在突发事件的情势下，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则应该强调事物的严峻方面，不能一味宽容下去。就是说，在宽容不宽容的问题上有常例也有变体，运用合宜，全在经验、修养、境界与智慧，用不着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