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他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与神秘的文字。在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间,他的最坚强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的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海陆军队的叛变、屠杀,农村的暴动,似乎是“世纪末”的征兆,——好似托尔斯泰的一部著作的题目所示的那般。——这大恐慌,在一九○四与一九○五年间达到了顶点。那时期,托尔斯泰印行了一组引起回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大罪恶》《世纪末》。在这最后的十年间,他占据着唯一的地位,不独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唯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他的理智的逻辑,他的信仰的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一个富人窃盗”;于是他和别人分离了,为的是要说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说给大家听了。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独对于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皇室权贵为然;在这大家向他们掷石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愤怒也许反而稍稍平静了。人家已经认识他们,他们便不会如何可怕!而且,他们做他的职务并不欺骗人。托尔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书,在毫无对于帝皇应有的恭顺之中,却充满着对于人的温情,他称俄皇为“亲爱的兄弟”,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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