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让我颇感意外。在我的记忆中,文先生完全够得上是一个很和善的人,怎么会至于不好接近呢?我与文先生交往并不多,但自认情谊尚不在泛泛,我想象不来他的“恃才傲物”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最先碰到他,是在图书馆的古籍部。那时湖南师大的图书馆还在校园中最高的那座小山上,山脚下是一条马路,古籍部则在书库的五楼和六楼。要上古籍部得先入书库,本来我是不够资格的,因为做毕业论文的需要,有幸得到特许。那样的一个所在,进进出出的实在也没有几个,每天按时来点卯的,除我之外是我那年逾古稀的导师,别的还有没有我已不记得了。偶尔露一面的,则颇不乏人物,当然也以长者居多,如中文系的何泽翰先生(著有《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每次来都声震屋瓦,我便是在那里得以一睹他尊容的。
文先生来得并不张扬,每次待的时间也不长,轻车熟路的,查完书就走。以至于好长时间我都搞不清他是何方神圣。照过好几面之后,有一天我冒昧请教他尊姓大名,他用一口纯正的老派长沙腔作答,并用笔写下“文元珏”三个字以免误会。实话说,我当时并没有把这几个字太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从别人那里听到他的故事。
说故事的是历史系的一位研究生,与我同年级。那是一个妙人,堪称怪才。论聪明,论功底,他在我们那一届研究生中是数得着的,就是在我从小到大所有同过学的人当中他也数得着,但他却不读书。不读书本来没什么,那几年不读书已渐渐地成为时尚,但他却掩抑不住满身的才气,特别地消沉,又异常激愤。据说他在外头做生意做得很起劲,我没有得见,但在寝室里搓麻将搓得不舍昼夜,则确属事实。我经常在凌晨三点睡觉前听到他们那边传过来一种熟悉的声音,时而“嘈嘈如急雨”,时而清脆如炸雷,有时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雨声雷声仍在继续。有一天黄昏我从水房洗碗归来,经过那门口,看见他独自在赋闲,于是进去,想和他谈谈毕业论文的事。他陡然发出一声长叹。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和几句“读个鸟书”之后,他忽然向我慨叹起读书之难。他的难处如今我已不好意思启齿,因为我也已经忝为人师,但他讲的具体事例当时的确令我觉得新奇。他说,他曾在一条史料中碰到用典,遍询诸名公不得其解,后来向一位老先生请教,老先生竟脱口指出,典出《诗经》,使他的疑难涣然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