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圣人之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虽然也是压迫之道、剥削之道，但面对着蒙古贵族野蛮的屠杀和掠夺，实行这种三圣人之道，也可以说是“行文教，施善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儒家和佛教信徒的耶律楚材才乐于替成吉思汗起草诏书，欢迎丘处机向成吉思汗宣传三圣人之教，而他本人对丘处机也能以礼相待，来往密切。尽管以后佛、道、儒三家也曾发生一些矛盾和斗争，但三者的合流和合作却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用这种说教代替蒙古贵族的屠杀和掠夺，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
丘处机接到成吉思汗的第二份诏书后，不便再次推辞，于是与刘仲禄等一起西行， “崎岖数万里之远，际版图之所不载，雨露之所弗濡”,历尽千辛万苦去西域谒见成吉思汗。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一个是主张清心寡欲、反对杀伐的道教首领，一个是以征服为乐的帝王，他们几乎处于矛盾的两极，丘处机为什么不赴金、宋之召，反而乐于不远万里去谒见成吉思汗呢?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所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
丘处机生在金朝不赴金朝之召，身为汉族人不向往南宋，这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成吉思汗南征金国时，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契丹等族的地主阶级很多人不支持金朝，反而乐于和蒙古贵族合作，这主要是因为女真贵族的统治实在太黑暗、太腐朽了，并且大大侵犯了汉族和契丹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信奉全真教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隐居不仕，正是因为他们不满于女真贵族的统治，他们是女真贵族政治上的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