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偏脸子”这一带,住在安平街。房子,比现在住的还小,还破,还缺少光明。屋里的地面,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为了防止下雨天雨水灌进屋来,门槛儿上面横钉了一块木板,进屋的人得高抬脚。门槛儿内叠了两层碎砖,算是踏脚的台阶。第一次来我家的人,不是头被上门框撞起了包,便是踩空“台阶”,吓一大跳。虽然有窗子,但一半埋入了地下。窗框被下沉的房子扯得不成形状,无法打开。碎了的玻璃因为窗框无形,也就镶不上,用牛皮纸糊着。这是私人房产,房东并不因它完全不像个房子样儿就将房钱压得便宜些。里外两间,外间夏天做厨房。冬天为了取暖,再将铁炉子搬进里屋去,我们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里屋一铺炕上,外间便放大白菜、土豆、萝卜、水缸、粮食箱子、劈柴和煤桶,也就没余地了。
记得是冬季的一天,从白天到黑天,一直下着很大的雪。母亲那一天下班特别晚,带回来一个陌生人。
母亲的脸,照例是黑的。“低头,高抬脚,慢点落脚,再慢落一脚……”母亲先进得屋来,引着这人的一只手,提醒着,将这人引进屋来。亏得母亲心细,这人没被碰了头,也没被吓一跳。那人的脸比母亲的脸更黑,因而看不出年龄。从脸黑这一点却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人是和母亲同样做临时工的,和母亲一块儿卸过煤。头戴和母亲同样的狗皮帽子,身套和母亲同样长过膝盖的大棉坎肩儿。脚穿和母亲同样的棉胶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