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比较研究，刘先生发现，西方史学有普世史的传统，中国史学有通史的传统。他指出：“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通史的基本精神，就是时间上的连续性。再进一步，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通古今之变”。所谓“通古今之变”，一方面是说“古今有变而又相通”，表现出古今历时性纵向之通；另一方面，“纵向的历时性的发展与横向的共时性的变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古今纵向历时性之变，正是这些内外横向共时性之变的结果；而一切时代的横向的共时性的结构，又正是纵向的历时性发展的产物”。[354]根据这个尺度，可以断定，董仲舒在他的《春秋》学中对断与续、复与往、横与纵、变与常之关系的辩证思考，恰恰体现了这样的通史精神。
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董仲舒《春秋》学所阐发的这种通史精神，究竟有怎样的历史意义（significance）呢？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的意思是说，“只有对当下生活的兴趣才会促使人们去探索过去的事实”[355]。当代性乃所有历史的内在特质[356]。所谓当代性（contemporaneity），即对当下生活的兴趣、思考、经验和理解。编年所缺的，恰恰是这种当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奇才说：“历史是活的编年，编年是死的历史。”不过，克罗奇仍相信，死的历史（即编年）也会复活，过去的历史（此处指编年）也会成为当下的历史，如今对于我们已成为编年的许多缄默的文件也会开口说话，但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精神，只有精神才是历史，才是使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个阶段都成为历史的那个东西[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