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没有可能来开列有关成果的清单。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之总相的估量。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讲到“科学方法”和“新史观”对民国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这样写道：
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这里说的“科学方法”，是指新的考证方法，特别是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比较、印证的方法；而“新史观”主要指西方进化论观点，附带提到了唯物史观。顾颉刚指出“新史观”的输入“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顾颉刚的这一估量和概括，是很深刻的。